周佳穎在四歲的時候上了兩種課程──實用美語和英語會話，並且取了英文名字「貝拉」。她的父母希望她能到海外念大學。隔年他們為她報名表演班。八歲的時候，她開始學鋼琴，這項才藝同時也能學習到紀律、有助於大腦的發展。到了夏天她會去游泳池上課；她的父母說，游泳會讓她長得高一點。貝拉想當律師，當律師個頭就要高。
到了十歲的時候，貝拉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可能性，並且過著如同教官般規律的生活。放學後她自行做功課，直到父母回家，然後吃晚餐、洗澡、練鋼琴。有時她可以看電視，但是只能收看新聞。週六她要上作文家教班，然後再參加數學奧林匹克的課程，週日則有鋼琴課，此外還要補習準備上海一所初中的入學考試。一個星期裡最棒的時段是週五下午，那天學校會提早放學。貝拉可以好好喘口氣、到處看看，就像一個人在監獄中庭裡發現了一抹藍天。
對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來說，這是一個渴望的年代──同時也是個焦慮的時代。機會倍增，但是每個機會都帶來必須參與和不得失敗的壓力，而每次的獲得似乎也都帶著一點失落感，因為還有更新、更好的事物出現。幾年前才翻新的公寓已經顯得過時；沒有攝影功能或彩色螢幕的行動電話令人拿不出手。上海學童十分流行上英文會話課，但是樣樣都得花錢。
對生長在穩定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人們，自由不見得就是解放；有些時候更像是一種為了避免落後的無止境奮鬥。有一項研究顯示，45%的中國都市居民因為壓力而造成健康上的危機，其中又以高中生出現這種情形的比例最高。
五年級是貝拉最辛苦的一年。學年結束時，她要參加初中入學考試。每位學生都知道自己的排名：當老師發還考卷時，他們會要求學生依照分數分組站開來。貝拉的成績排在中間──班上25人之中排第12或13名，如果在課業上分心，名次還會更低。
她討厭日本，就像教科書告訴她的：日本軍隊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中，殺害了30萬名中國人。她也討厭美國，因為它總是干涉其他國家的事務。她說了一口流利的英語：「男人喜歡抽菸、喝啤酒、葡萄酒和威士忌。」她最喜歡的餐廳是必勝客，另外還喜歡肯德基的辣雞翅。她搖呼拉圈的最高紀錄是2000下。
全世界最棒的地方是南京路上的寶大祥青少年兒童購物中心。在裡頭廣大的文具部門，貝拉會仔細地為自己的橡皮擦收藏添購新品。她擁有30塊橡皮擦，保存在家裡的餅乾盒裡，有夾腳拖鞋、漢堡及卡通人物等各種造型；每塊都比拇指指甲大不了多少，而且全部都裝在原來的塑膠包裝裡。祖父母帶她來到這一家購物中心時，貝拉會到玩具部門去，可是和父母來的時候就不會。他們說她已經過了買玩具的年紀。
假如貝拉的考試成績不錯，父母就會買禮物送給她；要是考壞了，她在家裡就會受到某些限制。她表現最好的科目是中文，作文寫得頗為出色：她能以令人振奮的筆法來描述一樣日常物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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